第1184章 对东大的政策调整
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四楼。
十月初的柏林已经需要穿外套了。
韦格纳办公室的窗户关着，玻璃上蒙了一层薄薄的水汽。
桌上摊着两份刚从东大转来的报告，一份厚，一份薄，并排摆着。
厚的那份来自陕甘宁边区，是贝克尔和另外几个德国援华同志联名写的；
薄的那份来自晋南，一个刚开始建设不久的地方，只有一个德国同志在那边，报告写得简短，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急。
韦格纳先看厚的。
贝克尔那份他上个月已经看过了，这次是连同边区政府的批复意见一起转来的。
他把边区政府的批语仔细读了一遍——林主席的批示，小先生制、流动识字班、典型户农技推广、行政村接生员四项重点，先试点后推广。
批语写得很实在，每条后面都跟着具体负责部门和时间节点。
他又翻开报告后面附的几份材料：
贺家湾识字班的学员名册，张有福家今年的收成记录，姚店到甘谷驿修路的进度简报。修路简报上有一段让他多看了两眼：
德国工会志愿建筑队三台压路机、一台碎石机、两辆自卸卡车、一台推土机，与当地群众配合，姚店到甘谷驿三十七里路段，原计划三个月，实际一个半月完成，劳力节省三分之二。
韦格纳在这段话下面画了条线，批了两个字：
“很好。”
然后他翻开薄的那份。晋南新解放区的报告，德国同志叫埃里希·瓦格纳，是贝克尔在柏林中央党校的同学，比贝克尔晚一年去中国，直接分到了晋南。
报告只有三页纸，写得仓促，有几处墨迹晕开了。
瓦格纳的报告开头先讲晋南的基本情况：
全区十一个县，人口约两百万，解放时大部分地区经过战斗，城镇破坏严重，铁路公路断了大半，工厂矿山停产，农村水利失修，春耕误了季节。
解放后军管会接管了半年，然后东大派来的干部接手，目前正在建立各级政权，但干部严重不足。
然后他列了几条具体问题：
“一、老区来的干部只有一百多人，分到十一个县，每县不到十个。
区乡两级政权架子搭起来了，但很多区只有区长和指导员两个人，一个管行政一个管党务，下面没有专职干部。
村里还是靠原来的保甲长维持——这些人大部分是旧政权留用的，能力有，但靠不靠得住另说。
东大派来的干部说，老区当年是‘一个人顶一个区’，现在新区的摊子比老区大得多，人还是那么些人，根本铺不开。”
“二、各国援助的同志到了不少，德国来了十几个，苏联来了几个，东大老区也支援了一批干部。
但这些同志大部分集中在县级以上，主要做技术指导和政策咨询，下不到区乡。
瓦格纳自己所在的县，德国同志三个人，都在县上帮搞水利和农机，区里根本没人去。
他说，县上的同志想下去，但下去了县上的活就没人干，两难。”
“三、群众工作难做。
老区群众是经过多年斗争的，知道共产党是干啥的。
新区群众不一样，解放前听的是旧政权的宣传，解放后虽然分了地，但心里没底，怕变天。
有些村子连会都开不起来，干部去了没人来听。
瓦格纳说他参加过一次村民大会，到会的不到一半人，来的也多是老汉和娃娃，青壮年下地干活去了，叫都叫不来。”
“四、物资和经费严重不足。
新区要修水利、要建学校、要恢复交通，样样要钱。
上级拨的经费有限，老区那边也在建设，两边抢资源。瓦格纳说，他看到隔壁县一个德国同志在帮修水渠，水泥不够，用石灰掺黄土代替，结果水一冲就垮了，白干了一个月。”
“五、老区和新区之间的干部交流渠道不畅。
老区有经验的老干部不愿意离开老区——老区条件好、熟人多、工作顺手。新区这边苦，来了待不住。东大干部部门在中间协调，但老区不放人，新区急得跳脚。”
报告最后，瓦格纳写了一段话，字迹比前面更潦草：
“韦格纳同志，我在这里快一年了，干了不少事，但总觉得使不上劲。
在柏林学的那一套，到这儿发现水土不服。
新区和老区不一样，老区那套慢慢来的办法新区用不上，新区需要的是快、是猛、是先把架子搭起来再慢慢充实。
可东大同志说，老区的经验就是一步一步来，急了要出乱子。
两边意见不一致，我作为外国同志不好多说，但心里急。请中央指示。”
韦格纳把报告合上，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
他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两幅地图前。一幅是中国全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着解放区和待解放区——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这些老根据地用红笔圈着，旁边标了“巩固”二字；晋南、豫西、鄂北这些新解放区用蓝笔圈着，旁边标了“初建”。
另一幅是欧洲地图，上面标着德国、苏联和东欧各国，都用红笔圈着。
他先看中国地图，又回头看欧洲地图，看了半天。
“老区——新区。”他自言自语，“欧洲这边也有这个问题。”
他坐回桌边，按铃叫诺依曼。
“主席。”
“请施密特同志来一下。还有，把托勒同志也请来——他以前搞过教育，干部培训这块他有经验。另外让外交部中国处的同志把最近三个月对华援助的物资清单和人员分配表送过来，我现在要看。”
诺依曼出去了。韦格纳重新拿起瓦格纳的报告，把里面的几条问题摘到便签纸上，一条一行，写得飞快：
“一、新区干部少，老区不放人。
二、外国援助人员集中在县以上，下不到区乡。
三、新区群众基础弱，开会都开不起来。
四、经费物资不够，老区新区抢资源。
五、老区经验和新区实际对不上，外国同志和东大干部意见不一致。”
写完了，他看着这五条，又加了一条：
“六、贝克尔在贺家湾干得好，是因为他在村里。瓦格纳在晋南使不上劲，是因为他在县上。
同样的德国同志，蹲的位置不一样，效果差这么多——这不是人的问题，是安排的问题。”
施密特推门进来的时候，韦格纳正对着便签纸出神。
“两份报告都看了？”韦格纳把便签纸推过去。
施密特坐下来，先看贝克尔那份，又看瓦格纳那份，最后看便签纸上摘的几条。他看完之后没急着说话，从口袋里摸出烟斗，填上烟丝，点了。
“贝克尔那边——陕甘宁那边的底子厚，群众基础好，你去一个人蹲在村里，能生根发芽。
瓦格纳那边——晋南是新区，底子薄，群众还没组织起来，你去一个人蹲在县上，连个说话的群众都找不着。
同样的干部，搁在不同的地方，效果天差地别。”
“对。”
韦格纳说，
“我们的援华政策得改。不能把人和物资平均撒胡椒面，也不能光往老区堆。
老区已经上了轨道，贝克尔那种蹲点调查、总结经验、然后推广的办法是对的。
但新区——新区需要的是快，是把架子先搭起来。”
托勒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叠文件。
“主席，诺依曼说您要看对华援助的物资清单和人员分配表，我让中国处送过来了。”
韦格纳接过来翻了翻。“托勒，你看——过去半年，对华援助的物资和人员，多少去了老区，多少去了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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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的柏林已经需要穿外套了。
韦格纳办公室的窗户关着，玻璃上蒙了一层薄薄的水汽。
桌上摊着两份刚从东大转来的报告，一份厚，一份薄，并排摆着。
厚的那份来自陕甘宁边区，是贝克尔和另外几个德国援华同志联名写的；
薄的那份来自晋南，一个刚开始建设不久的地方，只有一个德国同志在那边，报告写得简短，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急。
韦格纳先看厚的。
贝克尔那份他上个月已经看过了，这次是连同边区政府的批复意见一起转来的。
他把边区政府的批语仔细读了一遍——林主席的批示，小先生制、流动识字班、典型户农技推广、行政村接生员四项重点，先试点后推广。
批语写得很实在，每条后面都跟着具体负责部门和时间节点。
他又翻开报告后面附的几份材料：
贺家湾识字班的学员名册，张有福家今年的收成记录，姚店到甘谷驿修路的进度简报。修路简报上有一段让他多看了两眼：
德国工会志愿建筑队三台压路机、一台碎石机、两辆自卸卡车、一台推土机，与当地群众配合，姚店到甘谷驿三十七里路段，原计划三个月，实际一个半月完成，劳力节省三分之二。
韦格纳在这段话下面画了条线，批了两个字：
“很好。”
然后他翻开薄的那份。晋南新解放区的报告，德国同志叫埃里希·瓦格纳，是贝克尔在柏林中央党校的同学，比贝克尔晚一年去中国，直接分到了晋南。
报告只有三页纸，写得仓促，有几处墨迹晕开了。
瓦格纳的报告开头先讲晋南的基本情况：
全区十一个县，人口约两百万，解放时大部分地区经过战斗，城镇破坏严重，铁路公路断了大半，工厂矿山停产，农村水利失修，春耕误了季节。
解放后军管会接管了半年，然后东大派来的干部接手，目前正在建立各级政权，但干部严重不足。
然后他列了几条具体问题：
“一、老区来的干部只有一百多人，分到十一个县，每县不到十个。
区乡两级政权架子搭起来了，但很多区只有区长和指导员两个人，一个管行政一个管党务，下面没有专职干部。
村里还是靠原来的保甲长维持——这些人大部分是旧政权留用的，能力有，但靠不靠得住另说。
东大派来的干部说，老区当年是‘一个人顶一个区’，现在新区的摊子比老区大得多，人还是那么些人，根本铺不开。”
“二、各国援助的同志到了不少，德国来了十几个，苏联来了几个，东大老区也支援了一批干部。
但这些同志大部分集中在县级以上，主要做技术指导和政策咨询，下不到区乡。
瓦格纳自己所在的县，德国同志三个人，都在县上帮搞水利和农机，区里根本没人去。
他说，县上的同志想下去，但下去了县上的活就没人干，两难。”
“三、群众工作难做。
老区群众是经过多年斗争的，知道共产党是干啥的。
新区群众不一样，解放前听的是旧政权的宣传，解放后虽然分了地，但心里没底，怕变天。
有些村子连会都开不起来，干部去了没人来听。
瓦格纳说他参加过一次村民大会，到会的不到一半人，来的也多是老汉和娃娃，青壮年下地干活去了，叫都叫不来。”
“四、物资和经费严重不足。
新区要修水利、要建学校、要恢复交通，样样要钱。
上级拨的经费有限，老区那边也在建设，两边抢资源。瓦格纳说，他看到隔壁县一个德国同志在帮修水渠，水泥不够，用石灰掺黄土代替，结果水一冲就垮了，白干了一个月。”
“五、老区和新区之间的干部交流渠道不畅。
老区有经验的老干部不愿意离开老区——老区条件好、熟人多、工作顺手。新区这边苦，来了待不住。东大干部部门在中间协调，但老区不放人，新区急得跳脚。”
报告最后，瓦格纳写了一段话，字迹比前面更潦草：
“韦格纳同志，我在这里快一年了，干了不少事，但总觉得使不上劲。
在柏林学的那一套，到这儿发现水土不服。
新区和老区不一样，老区那套慢慢来的办法新区用不上，新区需要的是快、是猛、是先把架子搭起来再慢慢充实。
可东大同志说，老区的经验就是一步一步来，急了要出乱子。
两边意见不一致，我作为外国同志不好多说，但心里急。请中央指示。”
韦格纳把报告合上，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
他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两幅地图前。一幅是中国全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着解放区和待解放区——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这些老根据地用红笔圈着，旁边标了“巩固”二字；晋南、豫西、鄂北这些新解放区用蓝笔圈着，旁边标了“初建”。
另一幅是欧洲地图，上面标着德国、苏联和东欧各国，都用红笔圈着。
他先看中国地图，又回头看欧洲地图，看了半天。
“老区——新区。”他自言自语，“欧洲这边也有这个问题。”
他坐回桌边，按铃叫诺依曼。
“主席。”
“请施密特同志来一下。还有，把托勒同志也请来——他以前搞过教育，干部培训这块他有经验。另外让外交部中国处的同志把最近三个月对华援助的物资清单和人员分配表送过来，我现在要看。”
诺依曼出去了。韦格纳重新拿起瓦格纳的报告，把里面的几条问题摘到便签纸上，一条一行，写得飞快：
“一、新区干部少，老区不放人。
二、外国援助人员集中在县以上，下不到区乡。
三、新区群众基础弱，开会都开不起来。
四、经费物资不够，老区新区抢资源。
五、老区经验和新区实际对不上，外国同志和东大干部意见不一致。”
写完了，他看着这五条，又加了一条：
“六、贝克尔在贺家湾干得好，是因为他在村里。瓦格纳在晋南使不上劲，是因为他在县上。
同样的德国同志，蹲的位置不一样，效果差这么多——这不是人的问题，是安排的问题。”
施密特推门进来的时候，韦格纳正对着便签纸出神。
“两份报告都看了？”韦格纳把便签纸推过去。
施密特坐下来，先看贝克尔那份，又看瓦格纳那份，最后看便签纸上摘的几条。他看完之后没急着说话，从口袋里摸出烟斗，填上烟丝，点了。
“贝克尔那边——陕甘宁那边的底子厚，群众基础好，你去一个人蹲在村里，能生根发芽。
瓦格纳那边——晋南是新区，底子薄，群众还没组织起来，你去一个人蹲在县上，连个说话的群众都找不着。
同样的干部，搁在不同的地方，效果天差地别。”
“对。”
韦格纳说，
“我们的援华政策得改。不能把人和物资平均撒胡椒面，也不能光往老区堆。
老区已经上了轨道，贝克尔那种蹲点调查、总结经验、然后推广的办法是对的。
但新区——新区需要的是快，是把架子先搭起来。”
托勒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叠文件。
“主席，诺依曼说您要看对华援助的物资清单和人员分配表，我让中国处送过来了。”
韦格纳接过来翻了翻。“托勒，你看——过去半年，对华援助的物资和人员，多少去了老区，多少去了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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